“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往往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叛逆”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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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发布 发表于 2019-11-17 23:5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存周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标题《芳华不怕迷途》,严禁擅自转载,侵权必究

“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同伴没有保持步伐,也许是由于他听到了另一种鼓点。就让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进,无论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远。”——梭罗,《瓦尔登湖》

主笔/徐菁菁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美国发展生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时期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芳华期渴望“船长”

一个月从前,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报道,我跟着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大夫闵宝权出了一次门诊。闵宝权擅长治疗未能明白诊断或治疗疗效欠佳的疑难病症,慕名而来的病人许多都患有躯体化障碍。简朴地说,他们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和疼痛是生理因素造成的。这些病人当中有不少是处于芳华期的孩子。偶然间,闵宝权不但要给孩子做抗烦闷抗焦虑的生理和药物治疗,还要求家长担当生理咨询,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亲听说闵宝权在解决青少年生理题目上很有一套,前来咨询。这位母亲的主诉是孩子不但不学习,还事事都不听话。但是孩子和生理咨询师聊得很好,他说:老师,从来没有人真正这样听我语言。他上的是重点学校的实行班,固然不拔尖,也不差。闵宝权告诉家长,孩子是好孩子,让家长努力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没想到这位妈妈非常愤怒,把医生们狠狠数落了一通。“不外我倒是一点不担心这个孩子,”闵宝权说,“由于他不听妈妈的话,他的内涵自我很强盛,可以或许把妈妈的负面影响屏蔽掉。”

人总是一边长大一边遗忘,我们遗忘了迢遥的幼年和童年,并不那么迢遥的芳华期也变得迷迷糊糊,酿成了一个生疏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总是拒绝规劝和指点。于是,“反叛”成了成年生齿中芳华期最光显的标签。闵宝权的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一种大概:反叛会不会是成人社会对芳华期的偏见和误读?无独有偶,我接洽一位颇受学生爱戴的中学老师采访,她没有担当,倒是留下了几句话:“哪只芳华有反叛,这世界谁不反叛?凭什么说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势群体,被标签了‘反叛’。你不标签他们,他们很友爱,最温和。”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生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小学生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边玉芳在某报发表过一篇关于芳华期的文章,标题叫做《反叛是一个好的开始》。边玉芳告诉我,编辑拿到这篇文章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边老师,你是不是把标题写错了?”“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我们都盼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实际上,这个评价尺度是从成人轻松便利的角度出发——‘你不要给我惹贫苦’。”边玉芳说,“我们并没有去想,从孩子的发展来说,什么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美国发展生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生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个体一生要经历8个连续而又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发展任务。固然这一任务在其他阶段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由于生物、生理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一任务会在某一阶段显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时期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寻自己和他人的差别、认识自身、明白自己更适合哪种社会角色的过程。”边玉芳说,“简朴来说,就是一个人对‘我是谁’‘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题目具有连贯统一的认识。厥后,很多生理学家在研究芳华期题目时都有过类似的形貌。”

这种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释芳华期的很多征象。“比如在芳华期的初期,男孩面临自己长出毛茸茸髯毛的脸、女孩面临自己变得有曲线的身体都会感到生疏,这就是一个自我探索、自我接纳的过程。也是由于探索,芳华期孩子大概会实验一些‘特别’的事变,比如偷偷地吸烟、喝酒,由于那是成年人干的;他们还会经历‘个人神话’的阶段,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他们会去寻求特殊的感觉刺激,干各种冒险的事变;甚至会羡慕崇拜一些社会上的‘小地痞’,由于他们不必服从某些规则。”边玉芳说,“可以说,一定程度的‘反叛’是孩子们探索自我的本领。孩子只有经历了自我怀疑、混乱、冲动,在各种不同的实验和探索之后,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将来才能发展得更好。”

然而,这种自我的探索很大概与成人世界发生锋利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阳说自己是被“逼成了反叛少女”。初中一年级的暑假,她在学校图书馆里翻出了一本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语言和浪漫情怀击中了。一次,她在课堂上模仿徐志摩写了一首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小诗。课间,她分享给前后桌的同砚,男生们随即起哄。争抢之中,写诗的作业纸拿到了前来上课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手里。“老太太顿时对我‘刮目相看’。”王丹阳,“她说,看不出来你还会写这种东西,小姑娘看看照旧蛮好的,脑子里怎么想这些?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提及这个场景,王丹阳记得老师的每一丝表情和语气。从此她就在老师那边挂上了号。初中的女生已经知道妆扮,王丹阳喜好穿家里姐姐们给的微喇牛仔裤,贴身的绒线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项链。老师照旧那种眼神:“我知道你小丫头,小脑筋也会动动的。”

“实在我当时间也不谈恋爱,也不是不学习,本来谈不上反叛,可突然一下子,从这种眼神和语气里,我意识到,我酿成了异类分子。”少女王丹阳又骄傲又自卑。她写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诗,在全班传阅,同砚们说她是“英雄”,她自大得很。她以为周遭一切的卑鄙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学中看法的高尚世界。“我内心暗暗发誓,我长大以后,要比你们这些成人更高尚。”而实际是,出息似乎非常渺茫。初三中考的时间,班主任把王丹阳叫去:“我以为你考高中没盼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个中专技校比力保险。”

当时间的王丹阳没想到,自己终极照旧会从事一份以笔墨为生的工作,只不外兜兜转转,职业高中、考大学、复读、再考大学,绕了许多弯路。和我形貌这段经历,她说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没有人和我讲。”除了少年们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墙,成人还有没有大概饰演其他角色?

王丹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东北作家郑执。郑执当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但是自从上了高中,他就开始“放任自流,早恋、贪玩,总之就是不学习,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级垫底”。东北每年会下几场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师就会组织学生一起扫雪,偶然间雪一边下一边扫。每次扫雪,郑执都会故意消极怠工,让老师罚他一个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进教室之后,他就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抬起头任雪花冲撞在我的脸上,脑子一片空白”。从那天起,他开始了一场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行为艺术表演,不跟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话。郑执和我的同事驳静谈起那段韶光:“很狐疑,真的就对自己哲学三联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只以为内心有很多东西,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坐着跟各人一起学,为什么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学?”

19岁进入大学,郑执写了一本长篇半自传体小说,记录一个少年的秘密芳华往事。朋友劝他去投稿,没想到真的顺利出版了。这件事,让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里,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绪到底代表着什么。“如果当时间有一个人能和我说:郑执,你可以实验一下写作,写写你内心想的东西,将来,你大概有天赋干这行,我也不至于困扰三年。我那个时间,怎么大概想到这条路,连那一闪念都没有。”郑执说,“如果我现在再遇到一个孩子,十六七岁,我看到他像我中学时那样精神困苦,我愿意跟他互换,告诉他我的履历,或者我会告诉他一句话,你的天赋也许醒目点很特殊的事。”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影戏《死亡诗社》剧照。在这个故事里,男孩们找到了他们的“船长”

《死亡诗社》大概是影戏史上最着名的芳华片。建校100周年的威尔顿贵族学校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准备学校,然而沉闷的氛围、陈腐的说教让威尔顿的男孩们咒骂它是地狱,周围的成年人就是地狱的建造者和封锁它的高墙。新来的基廷老师却知道他们心中的渴望。他哼着《扬基进行曲》,撕去教科书上教条的诗歌分析。在影片的末了,同砚们站上课桌高声朗读诗歌与“引咎辞职”的基廷告别。

在《死亡诗社》的影片里,男孩们把西席基廷称作“船长”。很显然,芳华期渴望“船长”。那么,真实的芳华故事里,“船长”会是什么样?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除了少年们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墙,成人还有没有大概饰演其他角色?(视觉中国供图)

“芳华的意义就是,愚勇”

2017年,影戏处女作《那一场呼啸而过的芳华》上映后,年轻导演韩天去“豆瓣”上看观众的影评。被点赞最多的一条短评让他特殊欣慰,那恰好说出了他的心声:“芳华的意义就是,愚勇。”

这不是韩天第一次拍芳华片。2015年他团结导演了一部网剧,那是他最痛楚的拍摄经历之一。他和出品方的审美体系完全辩论,10天后就决定退出拍摄。韩天不喜好那种刻意制造出偶像感的芳华片,显着是蜗居在地下室的男主角,却非要让他穿着名牌戏服。他以为那很假。在他看来,芳华的主题是当仁不让,是奋掉臂身。他也不想要“美的、甜的、光鲜的”,由于芳华里有幽暗、有失落,还有扑灭性的东西。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芳华》本来是一部小说,韩天看中了小说选取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酷寒衰颓,“特殊能映衬出芳华里的那种热和血”。但他以为本来的故事不敷劲。他从哈尔滨、沈阳、本溪、抚顺一起走过去,找了许多“70后社会人”,喝酒、聊天,听他们芳华期的真实经历,末了花了两个月重写剧本。影戏里,有性、有暴力、有下岗潮、有黑帮,在爱情中奋掉臂身的男孩女孩卷入了暴虐的成人世界,体无完肤。

在外人看来,这个故事间隔韩天很远。他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小学、初中、高中,韩天读的都是全北京最好的那类学校。但是韩天知道,他在影戏里存了私心,“我想把我没有彻底释放出来的东西,释放出来”,“我在一个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了它跟我的关系”。

小学升初中,韩天考上了北京一所一流中学的奥林匹克数学实行班。开学前,他让妈妈去学校找老师,要求调换到平凡班。老师以为很奇怪,从来只听说想尽办法挤进实行班的,没听说过进了实行班还想出去的。这个诉求没通过,韩天以为自己的世界一下就崩溃了。

他本来以为生存会发生改变。小学四五年级的时间,韩天进入了北京西城区奥数集训队,每周要进行三次集训。80名小学生被分成两个梯队,频仍进行末位淘汰。韩天的水平在一班的后段:“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每天都在恐惧从一班掉到二班,没办法向爸妈交代。”唯一支持他学下去的是一种纯理性判断:“你的目的很明白,就是为了初中能升一所好学校。我以为再怎么样,忍一忍过去就好。”

在实行班,韩天发现,噩梦非但没有竣事,还酿成了升级版。“这个班级依然是比赛导向的。那个年事段的孩子会非常渴望玩伴,但班里的绝大多数同砚都是奥数怪咖,竞争感极强。同砚们周末一起去上奥数班,平时在一块儿聊天也是探讨数学题目。我担当不了这种相处方式。”

韩天去文学里探求他认同的那个世界。小学的时间,他躲到童话世界里躲避焦虑。他读郑渊洁,印象最深的是《红塔乐土》。皮皮鲁他们几个孩子酿成火柴棍大小,在没有家长的非难、没有老师的管束的红塔乐土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闹就闹。上了初中,在地安门桥头的一个书店,他第一次自己掏钱买了本《王朔自选集》。“我看《顽主》,看他‘万万别拿我当人’这类语言,对他消解一切严厉的态度特殊欣赏。我就学他的样子,在我同砚讨论严厉数学题目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挤对他们。”韩天有个表哥,收藏了一堆打口盘。他在表哥那儿第一次听了摇滚。“跟我从前听过的全部音乐都不一样,特殊躁,喜好!”

他决心和全部人都不一样。韩天从家里翻出一个老军包,给它剪出时髦的破洞,用红字写上“革命”两个字,背着去上学。学校不让留长头发,他就剃一秃子。他死活退掉了周末的奥数班,别人去上奥数,他就在家写小说。

韩天用一种坚固的方式对抗成年世界的不明白。他和险些全部老师的关系都特殊差,“差到要干起来”。偶然间在课堂上,两句话不对付,他起身就出了教室。有一次,他实验去找英语老师请教习题。老师说:“都没想到你们班有基础这么差的同砚,早知道,我就不带你们班了。”韩天摔了册本扭头就走。还有一次,一家人正吃涮羊肉,爸爸聊起学习成绩,说了一句话:你看不起那些学习好的同砚,只是由于你学习不好。韩天站起来就把暖锅给打翻了。他以为自己必须离家出走,但是骑自行车在外面转了一圈,无处可去,照旧回家了。

他买了本书,英国“愤怒的一代”代表作家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特地摆在家里的书桌上。父母问韩天对将来到底有什么打算,他确实细致想过。五道口东升派出所对面有条小街,双方满是卖摇滚打口盘的店。他每次去买盘,看到那些留长发、文身、打着耳钉的摇滚青年,以为他们就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韩天很认真地和母亲讲:我以后就去卖打口碟。

现在提及这些事儿,韩天会变得柔软很多。比如那位伤害了他的英语老师,他以为他大概并无恶意,只是不大注意学生的感受;比如父母,“他们相对来讲照旧挺开明的”。但是在那个时间,他就是没办法跟这个世界和解。他依然欣赏自己曾经有过的“愚勇”。他也承认自己难缠,要明白少年韩天,“除非真的认可我”,而认可太难了。

这个实行班里也有其他反叛的孩子。最反叛的一个恰好是入学时班里唯逐一个数学比赛金牌得主。他比韩天更决然。“我当时间,对老师、学校内心照旧有一点敬畏的,可他不。他和老师对峙,眼神里那种冷冷的轻蔑,看得我都背后一凉。”这个孩子从来不听课,永久穿一件长袖衬衫,上课永久用胳膊撑着脑袋。长长的耳机线从袖子里穿出来,恰好用来听评书。这些反叛少年们和周遭的世界似乎是绝缘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孤岛”。

月朔下学期的时间,韩天的班里新来了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他还记得第一节课,老师在台上做自我介绍,她末了说:“我盼望能跟各人很好地度过将来的两年。”惯性使然,韩天在底下高声接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韩天早已忘了这位老师说了什么,他只记得,她居然接住了他的话,让他以为没脾气。很快他就发现,这位老师和谁都能聊,都聊得来,包罗那位听评书的少年。这是少年韩天荣幸的开始,成人世界为他打开了一道门。

当时间,韩天在每周的札记里写过许多“大逆不道”的东西。初二时的班主任崇尚高压管理,韩天长篇大论、冷嘲热讽,说有政治流氓,也有西席流氓。他在札记里连载自己的小说,有一部叫《痞子》,学的是王朔的一套,想象了一个江湖社会,各种痞子横行,干些杀人越货的事,但他歌颂这些人有情有义,相互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看了刘震云的官场小说,把他写的那种钩心斗角挪到了学校的管理层身上,写了篇校长和数学老师之间故事。

这位语文老师不但没有因此教育他,还以为他很多东西写得不错。她会和韩天谈他看过的那些小说,告诉他哪些作家是好的,哪些作家言过实在。不但如此,她似乎可以或许容忍他的一切胡来。有一次,韩天和同砚打赌,说自己一上午绝不说一句话。各人都以为他一定输,由于他们会起哄让老师点名提问。就是在语文课上,韩天被叫了起来。僵持了整整半分多钟,他一句话没说。语文老师没说什么,让他坐下了。他赢了这次打赌。还有一次,他要在学校里拍一个短片,语文老师说服自己的同事,让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坏老师的角色。

“对那个时间的小孩来说,再反叛,你实在照旧盼望有个权势巨子来首肯你。”20年后,韩天还记得,语文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哗啦一下划开了他的小世界,他第一次意识到,去五道口卖打口碟,并不是将来的唯一选择。“她说:韩天,你是我见过的学生里面,将来最大概以笔为生的一个。”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影戏《那一场呼啸而过的芳华》剧照。导演韩天想表达他对芳华的看法:“芳华的意义就是,愚勇。”

“成年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芳华》点映的时间,韩天当年感谢的那位语文老师李荔萍恰幸亏外地。回北京以后,她和一个学生买了票去看,想给年轻导演的票房做点贡献。她以为影片对东北厂矿生存的描摹不是很准确,导演的表达也有点用力过猛,但这都没有关系,别人在看故事,她在看韩天。她很高兴,以为那个20年前的少年还在。那个少年曾经让她惊奇,也让她充满敬意。当年,看那一篇篇札记的时间,她看到的不是反叛,而是一个13岁少年超越同龄人视野的关凝视角,是他反叛面貌背后的抱负主义,是他对世界的深情,以及隐隐的韧性。

这20多年,李荔萍做过语文老师、班主任、出国教过国外的孩子,也曾去密云不太好的学校支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早些年的学生,师生角色的意识强,毕业多年了还叫“老师”。2010年以后的孩子有的开始管她叫萍姐、萍萍。“毕业返校,有些学生晤面就拥抱你,有的推开办公室门上来就说:来了!你是不是想我了?你是不是还爱我?”曾经她和韩天谈王朔,谈刘震云,谈当年的新裤子乐队,现在她也熟知朱正廷、乐华七子、朱一龙、《镇魂》。

但在这些以外,她并不以为一代代学生的芳华期有了多大的变革。“全部的孩子,不管什么背景和时代,不管是剧烈的照旧缄默沉静的,都是在探求自己。”而孩子们和成人世界的鸿沟永久是明白和信托。这比欣赏要惆怅多。孩子们特殊敏感,也特殊锋利。从前有个学生高中考去了其他学校,一次他回来找李荔萍,说他和老师急了,上课摔门就走。由于孩子课上反驳老师的观点,对方是个有资历的老西席,想表现大度:“没关系,我不跟你计算。”孩子更不担当了:“我要跟你计算,我但是在做学术讨论。”实在辩论发生的时间,老师是欣赏他的,还曾经在课堂上念他的札记,表彰他,但是表彰的点不对。“你看,我是那样的吗?”他问李荔萍。

明白、信托,李荔萍提供这些稀缺品。她的办公室有一张沙发,学生们有事没事都喜好来坐着靠着,偶然间,坐着坐着,他们就开始聊,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他们自己的抱负与实际的辩论,他们也会说近来的困扰:学业窘境、将来规划、亲子抵牾、朋友纷争、恋爱、暗恋、信奉,以及被视为禁忌的许多东西。

她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很多孩子坐到沙发上之前,她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小秘密。曾经有毕业十几年的一个班级集会,给她打电话,手机在学生们手上通报,李荔萍听着声音准确地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她关注学生,但并不强求要突入他们的世界,她会耐心等待。做班主任的时间,班里有一个学生,家庭关系很紧张,防备心很强,“他永久在审阅你”。“我问他:‘咱俩谈谈?’‘我不想谈。’我说:‘那好,先不谈。’”李荔萍回忆,“我只是观察他,在以为我能给他支持的时间给他支持,把一些他大概擅长的事变交给他做。”末了李荔萍要被学校外派出国了,他突然说想谈谈。那一次两个人沿着长安街走了三个小时,聊了三个小时。

我问李荔萍,她的法门是什么。她想了想:“成年人的习惯性错误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以成人的视角,你不能体会一个芳华期孩子有多痛,有多爱。你也不肯意担当孩子有充足的理性做判断和选择。”

李荔萍的芳华期是在江汉油田度过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厂区学校,她遇到了两位好老师。“当时间的政治课特殊枯燥,但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我还记得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政治老师从来不以概念讲概念,永久让我们思索,教我们思辨。”李荔萍和她的语文老师至今还有接洽。现在80岁的老太太,得了癌症,还在写诗,还在上网,像过去交笔友一样交网友,永久在担当新事物。当年,隔壁班的男老师连“爱情”两个字都不敢说,语文老师在班里讲《套中人》,让各人讨论爱情对别里科夫的影响。她还给女生们开会,告诫她们“不要没谈两天恋爱就给男生洗臭袜子”,教她们在爱情里保有自我和独立。

和学生谈话的时间,李荔萍总是说得少,问得多。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她从不下任何道德评价,也不会直接给出是与否的答案。她知道他们想要寻求意见,就坦白自己作为成人的生存履历和明白,但是绝不要求孩子们接纳。她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负责任地选择,负责任地承担。很多孩子来找她谈感情,她很坦率:“我现在没以为你们两个会成,也没以为你们不成。”孩子们总是爱得很热烈,喜好谈将来,30年50年以后的事儿。李荔萍说:“不消想得那么远。哪怕三个月,只要这是一段认真的感情,你能在这个时间里喜好一个人,发现一些美,就是劳绩,效果不紧张。”她还会问他们:“你为什么喜好他/她?如果将来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人,拥有他/她的一切优点,甚至还有他/她没有的优点,你会做何选择?如果将来你们念书,不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都会,还想要在一起的时间,是牺牲自己照旧保持独立?”

“孩子是好孩子”,但成年人每每太把自己当回事,给孩子贴上“反叛”的标签

明白与信托,李荔萍老师为她的学生提供了这种稀缺品(于楚众 摄)

李荔萍也会和某个姑娘约法三章:“第一,你要掩护好你自己;第二,恋爱它很紧张,但永久不是生存的全部,将来你有工作,现在你有学习;第三,如果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不能反目成仇。”说能做到就可以谈恋爱,做不到,说明成熟度不敷,就要暂缓。跟男孩她会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以一个成年人的尺度来要求你,你再不可以跟我说,我犯的错误是一个小孩子犯的错误,是可以包涵的。”

学生找她聊完,她也不追着孩子看他们到底怎么做,她给他们时间和空间。“我们之间有充足的信托,我知道他们需要的时间,天然会来找我。”

时间长了,孩子们知道,李荔萍是他们在成人世界里的后援。有孩子谈恋爱,一直没来找她谈,有一天突然来了,缘故起因是:“我们家长马上会来找你了。在这之前,我们想先和你谈谈,让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有的孩子父母出现抵牾,会找她帮忙,给她安排任务:“今天晚上我爸不在,你可以给我妈打电话,来日诰日你可以跟我爸谈谈。”

有一个孩子困扰得不得了,由于他住校后回家,发现父母常常吵架,回到学校就担心父母还在吵。他找李荔萍告急。李荔萍找妈妈聊,发现这个家里一直是妈妈管孩子,由于孩子开始住校,妈妈没法适应生存变得没着没落。先生又找她要钱准备炒股,引爆了火药桶。她问那位母亲:“为了孩子,亏2万块钱行不行?既然行,拿去给先生炒股,盈亏自尊,就当这笔钱没了。你有没有兴趣爱好?烘焙班、绘画班赶紧去学一个。”回头她叮嘱孩子:“每天晚上8点晚自习课间给妈妈打一个电话,说说每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就一分钟。时间到了就说同砚来问你题了。”

听李荔萍说她的故事,我有一点疑惑:她在北京一流的中学任教,学生再反叛也是良好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大多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对开明。她的这套做法,换一批学生,换一批家长,管用吗?李荔萍说,这不是她第一次被质疑。妹妹一家生存在老家,用妹妹的话说:你那一套只在多数会有效。

这个批评,她不担当。四五年前,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那头说:“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跟你说,我现在是光荣的人民水师兵士,我是副班长,我得了两次夸奖。我要求我全部的兵都不可以喝可乐。由于我的老师说过喝可乐不好。”2007年,李荔萍在北京密云成绩最差的一个初中支教。这位水师兵士是当时学校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她还记得,这孩子总在学校外面的小卖部买可乐。她以为饮料喝多了不好,有一回她和男孩说:“别喝了,这一天得花多少钱?”“没事。”男孩不以为然,“我妈麻将转两圈,钱就有了。”“那也别喝,可乐喝多了不好。”李荔萍随口说了一句。

男孩厥后没有考上高中,参了军。在电话里,他说:“你有一句话对我影响特殊大。你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层面上到达最好。我去参军的时间,我跟我妈说,你把奖状给我收好,那是我上学读书阶段得的唯逐一张奖状。”李荔萍还记得那张奖状。刚到密云学校的时间,她让孩子们读课文,三行能错十几个字;听写词组,20个能错20个。她只好把记字词酿成闯关游戏。这孩子有一天说:“老师你得表彰我,我有进步。前两天我一个都不对,今天我对了一个。”于是,李荔萍找了张红纸,手写了一张奖状。

李荔萍说,做老师实在很难预估自己,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但孩子总是会给人惊喜。在密云的学校里,月朔倒数第五名的男孩喜好上了年级排在第五名的姑娘。他是不会主动找李荔萍谈这件事的。有一天男孩迟到,遇到李荔萍,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他在手腕上,用刀刻了一个“戴”字。一场谈话顺其天然地发生了。

“这手怎么回事?”

“没什么。”

“喜好就喜好,刻它干吗?”

“我喜好我就刻。”

“你们村有一个又黑又胖也不太聪明的小姑娘,人家也喜好你,也在手上刻了你的名字。”

“不行,不能让她刻。”

“怎么不能呢?你不是说喜好就能刻吗?她喜好你,比你喜好别人还深。不仅得刻,还得烙上,行不?”

“不行!”

“那你看,喜好一个人,刻这个有效吗?”

“没用。”

“那你能为你喜好的人做点啥呢?”

“我能掩护她,我能打架。我下午放学就去,我都跟镇里的卫生所说好了,让他们给我留张床。”

“人家不需要你帮她打架。再过两年,人家就会去外面上高中、上大学了。还需要你打架吗?”

“不需要。”

“我想想你能为她做什么:你现在家庭条件还可以,现在有三辆车,过几年三辆车报废的钱能买一辆‘面的’。从密云县城到村里坐‘面的’10块钱,以后姑娘周末放学回家,你能帮她把这来回10块钱省了。或者,你还能开一个小饭馆,人家恰好到你的饭馆吃饭,可以免个单,多做几个好吃的。除了这个,我现在想不太出来你还能给人家做啥。实在,她喜不喜好你不紧张,但是将来,遇到任何一个你喜好的人,你都得想,你能做啥。”

对李荔萍来说,这只是一场平凡的戏谑式的谈话。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个孩子来了。“他说他昨天归去没睡着觉,他特殊细致地想了想,除了我说的两件事,他真的做不了什么。他说,老师,我要跟你谈谈我的将来。”

李荔萍记得,刚到密云的时间,老师们都很苦恼。“他们说学生的素质不好,家长也不行。我说:你们看看来开家长会的家长,当年都是你们的学生。我们不消想别的,只想一件事,我们送出去的这些孩子将来能是及格的家长。他们不会再靠两圈麻将摸出来给孩子买可乐的钱。他们的家里能有书柜。孩子看书的时间,不会跟孩子说‘别干那没用的’。”李荔萍在密云工作了一学年,学校新换的校长也是有教育抱负的人,这一年的中考,学校的中考成绩考到了密云县前三名。

等得起的老师

每一次教新学生,李荔萍都会在课堂上宣布:“我的讲授肯定不是适合全部人的,以是这40分钟你一定要学会苏息,哪些听哪些不听,自己做一个判断和选择。我的作业不是说你必须都要做的。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作业不做,我能把它换成什么?”

但是有的孩子依然不担当。有个学生,高一入学就拒绝写作业,没有缘故起因,就是以为不想,不能。“不写没关系,我用其他的方式来帮他建立学习的关系。我可以等。”这一等就是两年。有一天,李荔萍说:这个作业,我以为你得做。孩子很坦然,担当了。她在课堂上组织讨论,谈艺术、谈公平、谈美。有一天孩子拿着他的讨论笔记:“天哪,这是我这辈子写得最长的东西。”

我问李荔萍,执教二十多年,她有什么改变。她以为随着年事的增长,她对人的明白力和包涵力更强了。更紧张的是,她比从前更有耐心。“教韩天的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孩子在渺茫,我还想把他拉到我以为的更好的道路上来。现在不会了。只要他们是安全的,我承认孩子们各种状态的公道性。我答应他们摔跤,犯错,以为有些错误是发展中一定要犯的。我答应他们在探求中浪费芳华,年轻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吗?我信赖每个生命,你给他合适的土壤,充足的氛围和阳光,充分的空间,他都能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

常有学生来问李荔萍,自己喜好上了某个同砚,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我以为不太合适。”但她会加上一句,“但这并不妨碍你们试一试。”有实验,有思索,才有发展。有个女孩子来找她,说喜好上了一个男孩子,以为他哪儿都好,但是家里非常反对。李荔萍根据女孩的形貌,说了她以为男孩大概有哪些不足。女孩听完生气了,走了。两个月后,女孩又来了,这一回,把男孩说得一无可取。李荔萍又给她分析:实在还有一种大概,他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女孩抱怨完,李荔萍说:“说愉快了?那就归去。一个月后想谈,再来。”等女孩再来的时间,她已经对人和事的认识有了更全面的看法。

全部的试错,她都给学生画一条线:“一件事变能不能做,什么是根本的原则?前景有多精美是诱惑力,但是你一定要想这件事变最糟糕的效果是什么?如果你能承担这个效果,前景又充足诱惑,你就可以去做。如果最糟糕的效果是你不能承担的,无论前景多精美,多诱惑人,你都不能做。”

前些年,李荔萍和两个学生谈谈高考填报志愿的事。当时间北京市是考前依据两次全市模仿考成绩填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拉开档次,有150分的差距。第一个孩子第一志愿要填北大,但根据两次模仿成绩来看他的盼望渺茫。李荔萍只和他谈了5分钟。

“根据我对你的相识,你的水平够得上北大的要求,但你现在状态不好,单纯按照你的模仿成绩看,是没有盼望的,你背面或者能调整好状态,不外,考上北大的概率也只有50%。你是怎么想的?”

“我照旧想报北大,我以为人生要这样才好玩。”

“那好,但是你的第二志愿必须是自己能担当的选择,也是自己喜好的。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我想考××大学或者××大学,我以为中国的情况题目是我关注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我可以担当。”

谈完,李荔萍给孩子的家长打了电话:“我以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劝他走保险的路线。”

这个孩子考上了北大。

别的一个孩子要报清华,由于他喜好的那个姑娘报清华。李荔萍问他:“以你的状态,你的学习,只有5%的大概性会考上清华,你怎么想的?”孩子说:“人总得为自己喜好的事变做一点表达。”李荔萍又问:“那很大概,你的第一志愿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你做什么样的打算?”孩子报上了别的一所大学的名字,之以是这么选,是由于上了这所大学,孩子周围的人群会和他从小发展的情况非常不同。他说,“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我一直在北京读书生存,我想去认识不同的群体,相识不同的人”。

李荔萍也没有再劝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末了没有考上清华。一年以后,他回学校见到李荔萍,他说自己确实在大学里接触到了背景丰富的同龄人,也对将来已经有了打算。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认知辩论很大,由于家长以为稳定才是精美的生存,而在孩子看来,稳定是无聊的生存。我总说每一代人都该过自己的生存,如果每一代人都替上一代人实现梦想就太可悲了,我们永久都没有自己的梦想。”李荔萍解释自己的这个选择,“你必须提醒他:这就是冲动。但如果他坚持要做这样的一个冲动表达,让他去做。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效果。将来,他追念起自己的芳华,曾做过一件充足有勇气的事,为喜好的东西当仁不让,竭尽所能。”

在东北采风的时间,和那些曾经混迪厅、泡酒吧的“社会人”坐在一起聊芳华往事,韩天总是有些蒙。他很难把他们的叙述和自己眼前的形象接洽在一起。“我信赖有一小部分人大概确实走偏了,但是绝大多数人,他们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让韩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从前的“年老”。“跟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时间,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温和,那种对别人的体贴,给你夹菜,恐怕你没有受到照顾,然后他还会说:‘唉呀,晚上实在不能陪你们喝酒了,我孩子这两天发烧了,我得回家。’他突然就回到了特殊有秩序的一个生存里面,你听他从前的事变那么轰轰烈烈,然后今天酿成一个这么温和,似乎谁都可以欺凌的这么一个人。非常故意思,时间的跨度给人带来这样的变革。”

“芳华不怕迷途,迷途还可以走回来。”李荔萍说。我问起当年韩天班上那个永久戴着耳机听评书的孩子。李荔萍告诉我,他厥后没能考上本校高中,大学开始上的也是相对平凡的大学,读的理科专业。大学上了一年,他回到学校找李荔萍,说想复读。厥后他真的复读重新高考,读了他喜好的文科专业,还念了硕士,末了在一家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你永久不能站在28岁的位置,去批判18岁的判断和选择。”李荔萍说,“你不能说一种人生比别的一种人生更好,一种美比别的一种美更高贵,一种爱比别的一种爱更有价值。人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终点,没有所谓的失败,也没有一条绝对完美的路。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变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资助孩子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在面临每一次抉择的时间,他们都能尽大概地去相识把握信息,不拒绝外部意见,又有勇气坦然谛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可以或许在当时的心智水平下做出负责任的判断选择,愿意也有本事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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