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物: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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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秦霸西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体现了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马家塬墓地中,高品级墓葬虽然有显示戎王身份职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独立于农耕区之外的游牧首领墓葬比力而言,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显示秦国对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控制和首领的羁縻,乃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云云。另一个方面,墓中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中原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秦人开国和扩张的过程中曾与西戎发生了包罗战役在内的各种关系,考古工作者可以从双方城址、墓葬和出土器物中发现多种文化融会的现象。西戎在史书中多有纪录,但考古学家对这些半牧半农的人群却知之甚少,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的发掘渐渐揭开了西戎一支的机密面纱。自2006 年开始发掘以来,马家塬墓地迄今已发现66 座墓、2 座祭祀坑,墓地中心是M6,别的中小型墓葬在其北部和东西两侧呈半月形分布。马家塬墓地葬俗和随葬品包罗了欧亚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因素。本文结合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发现,从秦霸西戎的角度,探讨马家塬墓葬文化值得留意的几个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同四周文化的关系以及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 秦霸西戎为恒久过程

秦人最初可能来自东方,先后为商周两朝着力。广义的秦人先人,也就是戎胥轩和申侯之女领导的族群,在商周之际就投奔周人,定居西犬丘,和戎人生存在一起。大骆时,有二子:成与非子。非子庶出,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别封于秦,秦邑可能在今天陕西宝鸡陈仓一带,为秦人直接的先人。在西周厉王末年,约公元前841年,西戎灭大骆。西周宣王时,秦庄公收复西犬丘,今后,以西垂为都,代替骆嬴一支,作西垂医生。

秦国统治的区域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地域,自陇以西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游离于商周的权势边缘大概范围之外,直到秦孝公时能命令的另有“戎狄九十二国”。秦人恒久与戎人杂居通婚,各个方面有许多互动,因此,被周人,特别是齐、鲁、晋等中原诸国,看作是“戎狄”和“陋国”。由于秦人和戎人既为邻居,又互动颇多,因此,不但在周秦边缘地域能发现大量的戎狄遗存,在周秦统治的核心区域也存在不少的戎狄文化因素。秦国西部的西戎,既是可以良性互动,吸取骑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到牧业产物和远方信息的朋友,也是威胁秦国生存,牵制秦国扩张的敌人。秦国告急通过恒久多次军政途径整合这个地域的人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霸西戎”是最为著名的一次,由于秦国整合西戎告急以辩论和战役为主,本文以“秦霸西戎”来概括秦国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过程。

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此中以反复大的事件为代表。如西周宣王时,秦庄公从西戎手中夺回西犬丘;公元前750 年秦文公伐西戎;最闻名是公元前623 年秦穆公霸西戎;秦孝公元年(前361 年) “西斩戎之獂王”;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 年) “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最彻底一次是公元前272 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并在其地置陇西、北地及上郡。

秦霸西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规模最大的是秦穆公霸西戎, 《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匈奴列传》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胊衍之戎。”秦霸西戎巩固了西北大后方,从而能较为从容地东向与诸侯争霸,而且在周边地域导致了许多连锁的反应。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一方面北方草原人群南下,一方面是秦国政治权势及文化的扩张,阻止了游牧权势的南扩,乃至用修长城的方式清空了适农区域的游牧人,“西戎”被秦国徐徐控制。战国中晚期,义渠成为秦国大患,宣太后时,通过非常本领,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东向攻灭六国奠定了告急基础。

秦霸西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个恒久的过程需要许多考古发现的现象和文物举行佐证和充实。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从考古视野了解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提供了生动的实物例证。

二 马家塬高品级墓缺乏整套显示威权和身份的游牧人武器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应当没有问题。详细而言,有学者认为是緜戎。也有学者推测,清水有邽戎,甘谷有冀戎,秦安、张家川估计也属于邽戎和冀戎的权势范围。戎人一样平常认为属于牧业人群,至少也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社会,观察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本文发现这些原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好缺乏尚武的迹象。

在欧亚草原地域游牧人群的高品级墓葬中,一样平常都会有武器、马具和动物风格艺术三个要素。随着品级的提高,器物制作和装饰的材质中黄金、银、宝石的比重增长。从萨彦- 阿尔泰地域王族墓地的发现看,游牧社会用来显示统治者权势巨子的威权器物一样平常是以管銎战斧、短剑、弓及弓囊、箭及箭箙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带、马具、马鞭和铜鍑,这些器物制作精美,乃至用黄金制作大概装饰,多以动物风格艺术装饰,礼仪的功用超过实用的目的。比如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国王谷发现游牧首领墓葬。根据已经公布的马家塬战国墓地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品级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有一些武器的发现,但和同时期草原地带首领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相比,缺少短剑等武器为代表的威权物,特别是在整装成套、人群属性和材质贵重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


郭物: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


根据现在发表的资料,第一品级的M16 墓主虽然有三条奢华的腰带、半圆大金项饰、臂钏等表现身份品级的威权物,但随身未携带武器(图一)。墓中出土鋄金银铁矛却非常奢华,具有礼仪的功能。这个矛并未放置在墓主身边,贴竖穴墓坑壁放置,和同一竖坑安葬的礼仪性车的关系比力密切。这个矛具有戎人矛的特点,不过戎人的矛可能也是源自秦国的矛。第二品级的M15 竖穴西北角立铁矛。M15 墓主身段四周发现较多武器:铜管銎啄戈、铜斧、铜戈、箭囊和数枚箭镞,但是没有短剑。M2 墓主头骨顶部放置铜戈及铜镞。第三品级M12 墓主身段四周发现铁戈和铜镞数枚。M8 墓主身段四周发现铁戈和铁剑。另外,M1 出土箭箙饰和9 枚铜镞,M1 出土了中原式的戈和草原风格的管銎三棱镞。根据迄今公布的质料,可以发现,矛在马家塬墓地中显得比力突出,各类武器作为随葬品在马家塬高品级的墓葬中不太广泛和平衡,而且没有金银装饰的短剑和管銎武器,特别是没有极具身份象征意义的短剑。约莫同时代的西戎文化中,一样平常还能发现管銎啄戈、短剑和箭镞等武器,比如固原彭堡撒门墓地M3 四周有4 具马头骨,土坑墓,在墓主骨架腰部附近出土了戈、剑、矛。这是为什么?这可能从一个侧面阐明,战国晚期这个地域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乃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云云。

《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既然能率戎狄92 国朝觐周王,这阐明秦国对这些戎狄能举行有效的控制。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阐释了如何以秦律和文化管理被征服地域的人民。这些竹简写成虽然较之马家塬墓地时代晚,但有些律法由来已久,可以看到秦国对于被征服地域严格的管理以及移风易俗的积极。从文献、封泥、铜器铭文看,秦国为了统治降服的西戎,很可能利用了“属邦”这个行政机构,设立“道”,负责处置惩罚包罗少数民族地域的行政事务。汉平帝时期的34个道中,至少有7 个可能是相沿秦国以来的道,此中“緜诸道”管理的范围可能就包罗了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

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墓地M250、M18 大墓的发现为了解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游牧社会精英的墓葬习俗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这些墓葬中都随葬了短剑、箭镞、戈(相当于啄戈),从箭镞的摆放情况分析,应当是一把整齐放置的箭,应当是放在箭箙中,只不过箭箙已腐朽。

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二号墓的发现为了解春秋中晚期秦戎关系提供了比力丰富的资料,墓中发现了3 把金柄铁剑,另外另有大量金、玉、铜、铁器,但没有发现中原或中原式的铜礼器。虽然学者对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墓主的身份有不少争议,但金柄秦式铁剑的出现应当是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 三翼有銎箭镞也是北方系器物,头箱告急随葬马具,有金环首铁刀、串饰等,显示了显着的草原文化特点,可以看作这个阶段秦戎关系的体现。墓主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后,臣服于秦国,厥后内迁至宝鸡地域的西戎某国戎人君长。可以看出,秦国在早期对这些戎人首领的控制尚不严格,他们还是可以随葬象征他们身份的高规格短剑,乃至是为他们生产了如许融合秦文化因素的短剑。有学者认为在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剑等武器,是非常锋利的实用武器,而中原发现的短剑,刃口比力钝,可能武器在中原文化中,只是作为身份职位的象征,实用性减弱了。这简直阐明,短剑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中,礼仪的成分大一些。着实这可能只是反映了中下品级的游牧人武士的情况,在欧亚草原最高品级首领墓中出土的短剑等武器,比如前述图瓦阿尔赞王族墓地,武器往往装饰了黄金等贵金属,黄金、宝石以繁复的方式镶嵌在短剑、管銎戈等武器上,如许的武器着实也是礼仪的功能较大,实用性值得猜疑。马家塬墓地代表的战国中晚期一支西戎恰好处于更远地域尚武游牧文化和中原礼仪为重的文化之间,比力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中间地带人群的角色特点。

有学者指出秦国在公元前4 世纪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墓中就广泛缺少武器。有学者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一些推测,认为可能为了节流资源,或是防止有人盗掘武器,或是畏惧亡灵携带武器归来。这当然也许是马家塬墓地代表的西戎受秦国影响,与秦国同俗,缺少武器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如许,更可以阐明秦国对西戎的广泛影响。《史记·秦本纪》纪录:“(武公) 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阐明,公元前688 年,早在秦穆公霸西戎之前,秦国已经开始在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设县统治。公元前471年之后,緜戎可能占据了这个地域。秦国对于周边相对定居于谿谷台塬之地、半农半牧的戎人采取的是占有其地、保留其部落首领,以戎治戎的方式。公元前395 年,秦国伐緜戎,之后,緜戎可能就完全属秦,从“外臣邦”转化为“臣邦”,归属邦管理,如许首领不能称王,只能称为“君长”、“君公”,武器的制造、发放、生存也将被纳入统一的管理。《史记·货殖列传》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正是这个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的写照。

有意思的是,张家川县南部的清水县刘坪遗址发现的文物中,却有草原风格的短剑和管銎啄戈。不过这些武器制作尚不奢华,没有黄金大概宝石的装饰,并不像是品级特别高的人利用的礼仪性的武器。由于是征集,因此,也无法知道原来的共存关系。阐明低级别的戎人,在随葬品方面,可能没有受到来自秦国官方的约束,可以随葬管銎啄戈、短剑如许实用性的武器。比如马家塬墓地低级别的M8 就可以随葬短剑。从甘肃秦安上袁家墓地M6、M7 的发现看,一直到了秦朝建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其间也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情况。

三 马家塬西戎墓地受到秦楚为代表的中原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与秦国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加上秦国对这些戎人的有效统治,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秦国文化的影响。马家塬墓地文化中包罗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起首是秦国的铜鼎、铜壶、铜茧形壶、铜甗、铜戈和灰陶罐等。

从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动物艺术风格来看,除同时期独立于中原农耕区之外,没有受到中原强国控制的草原文化影响,较多高雅柔和的特点。猛兽不猛,神兽不神,动物屠杀噬咬的牌饰也多呈风格化体现,缺乏扣民气弦的震撼力量。这肯定水平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尚武、尚神精神的衰落。

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险些都受到中原青铜礼器文化的影响,他们乃至因此创造出属于本身的青铜容器———鍑,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这告急盛行于“狄”体系的游牧人中。除了一样平常的青铜容器,商周王朝周边的人群会选取中原青铜容器中的某一种,通过交换大概仿制的方法,作为他们最喜好的青铜礼器,这在“羌戎”体系的人群中比力广泛。四川茂县牟托一号墓出土铜罍放于石棺表面最高处头部上方第一块盖板上,可能作为“祭器”,显示铜罍在这个文化中的职位。在巴蜀符号中,也有这个以“罍”为形象的符号。这个传统可能从更早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从迄今的发现看,西戎控制的区域并不是铜鍑的盛行区域,马家塬墓葬中虽然出土了许多类的青铜器,乃至有自身特点的铲足铜鬲,但应当说,盛酒、储酒之用的壶才是最告急的铜容器。比如M16 墓室北壁东侧头龛随葬了一对铜壶和一件银杯,显然,此银杯应当是用来饮用壶中所盛饮料,可能是酒。值得留意的是,战国晚期,游牧已经在欧亚草原成为最告急的经济和生存方式,草原人群从原来各类的陶器中,筛选出壶作为最告急的多用途容器,各种材质的壶成为北方草原地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容器。新疆北疆,包罗南西伯利亚,这个时期的文化,器形简单的陶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巴泽雷克文化和萨格利文化更是以陶壶作为本身最告急的容器,以牛角为原料经心制造的杯形角壶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成为高品级的容器,而且影响到吐鲁番的苏贝希文化。汉代的乌孙也是以陶壶大概铜壶作为文化中告急的容器。壶这种器物当然有其自身长远的草原文化背景,也有甘青彩陶壶影响的渊源,但作为中原青铜礼器之一的铜壶的文化影响力,也可能是中原战国秦汉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地域广泛利用这种器物的原因。

随葬车和牵引牲口最初可能是两河流域开始的,厥后随葬车马成为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中西部的习俗,驯化马和轮辐战车传播至几大文明中后,成为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域统治阶层钟爱的装备。车马传入中国后,自殷周以来,在中原文化中长盛不衰。欧亚草原则相反,在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在高品级的墓葬中,以车随葬敏捷式微,殉葬马匹则比力广泛。马家塬战国墓葬随葬不划一级和用途的车马的习俗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车的基本形制和中原地域的相似,但是整车与墓主一起在同一墓室安葬的方式和这个时期中原利用单独车马坑的葬法又不一样。秦汉时期,这种习俗进而向西北影响到巴泽雷克文化,之后向北影响到匈奴文化,在这两个文化中,都能发现中原式的马车,特别是匈奴高品级的墓葬中,险些都随葬了墓主人乘坐的马车,不过这时的车告急是承担礼仪、交通的功能,这在许多发现的金属饰牌上也有生动的体现,墓葬中随葬的车可能还具有让墓主乘坐,顺利升天的目的。在阿富汗席巴尔干黄金之丘发现的男性首领墓葬中,随葬了马头和马腿,没有随葬车,但男墓主脚踝部发现一对绿松石镶嵌的圆牌饰,体现的正是猫科带翼神兽牵引双轮车升天的场面。由于这件人物穿褒衣博带,车篷支持利用竹子,而且利用中原的技术制造,因此学者认为这件文物受到华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战国墓葬险些每座高品级墓中都安葬车马。1 号、3 号墓内各有5 乘车,车前有马匹。这些车乘大多装饰富丽,有的车饰以鋄金银铁饰件以及金、银、铜制的大量车饰品、漆制的车舆、轮、辐,皮条编制的车厢。车乘轮辐及车厢侧板,均以金、银、铜、玛瑙、釉陶串珠、贝壳及鋄金银铁饰件等装饰。装饰极尽奢侈,表明墓葬极高规格。马家塬高级墓葬随葬车马的习俗,车的结构虽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对车辆奢华浓烈的装饰则是西戎文化特点。有学者认为车厢装饰的构图和结构与巴泽雷克墓地出土西亚毛毯中间的构图比力接近,可能是受到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用大量金箔、青铜制作的虎和大角羊等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饰片装饰车辆的车厢、车轮,迄今只发现于马家塬墓地,这当然与发现的机遇有关,可能其他的游牧人群也会有此习俗。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车辆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源和复杂工艺,西戎统治阶层拥有的这些车辆,可能得到秦国官方作坊力量的支持。

马家塬墓地发现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斑纹等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产物,这可能是通过秦人的中介而来。秦楚传统上一直有攀亲关系。特别是春秋晚期,楚有求于秦,因此,两国之间多结盟、攀亲,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楚地的高级产物,比如丝织品、漆器、铜器以及相关的技术和审雅观等就会进入秦国。巴泽雷克文化中发现的南边生产的丝绸成品、铜镜、漆料与漆器,也很有可能是通过秦、西戎这些中介,传入南西伯利亚的。从这里有两个途径进入草原,起首是秦国王族本身直接和欧亚草原地域举行买卖业务,一种是先作为政治礼物赠给西戎统治团体,西戎在和阿尔泰山地域的游牧人群举行交换的过程中,输入到南西伯利亚地域。无论是秦国和西戎,他们利用这些奢侈品同阿尔泰山地域游牧人交换的告急物资可能是马匹等战略物资,其次是黄金等奇珍异宝。秦国发现的形制巨大的金箔片以及金柄铁剑证明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对黄金的大量利用, 西戎墓葬中的黄金器物也同样阐明如许的背景。

这些被秦采取和戎政策以后的西戎人群可能为秦国修路、屯垦、移民、戍边。同时发挥牧业人群的上风,为秦国提供马匹、牛羊毛皮,乃至奶成品、肉食资源等,乃至作为雇佣军。另外,可以认为,西戎在秦楚与欧亚草原腹地人群之间,饰演了一个很好的中间角色,他们可能利用其认识的草原交通网络,发挥他们草原人群的长处,输出丝绸、漆料等,为秦国搜罗远方的马匹、皮毛和奇珍异物,承担了商业交换的任务。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和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有着肯定的接洽,由于这些游牧人的沟通和引荐,乃至有可能西方迢遥地域一些特别先辈的技术和想法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传递到秦国统治阶层。

四 结语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带来了战国时期秦戎关系研究的突破,其所在的区域既算是秦人的故地,也紧邻其时秦人控制的区域,正确地说,应当是和秦人交庞杂居的区域。由于其最高的墓葬品级和墓地全面的发掘,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到这些人群比力全面的信息。

本文通过观察马家塬墓地中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战国中晚期,秦霸西戎给西戎文化产生的影响。值得留意的是,从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看,戎人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还是比力显著,但原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好缺乏尚武的迹象,另外其文化中包罗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战国中晚期这个地域的西戎首领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乃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云云。可能要按秦国的要求配置随葬品。高品级的首领由于不能随葬短剑、啄戈等武器,因此,只剩下高级的项饰、腰带、奢华装饰的车辆和繁复的珠饰这些非军事性的因素作为首领们的威权物。另外,由于和秦国的密切关系,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西戎大量吸取了中原文化中作为礼制文化构成的器物,突出者比如成为核心铜礼器的铜壶和作为仪仗核心的车马。

应当说,颠末恒久的互动,至少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这支戎人已经深受秦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肯定水平上已经成为秦国一个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力量,为秦国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肯定的基础,也为以后秦汉终极把西戎统治的广大区域纳入中原文化圈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以后汉武帝时期能顺利开通丝绸之路的告急前期步调之一。

(作者:郭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泉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673000305328339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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