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差点被取缔 多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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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发布 发表于 2020-11-22 00:52: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家庭差点被取缔 多荣幸

◎唐山

1930年4月18日,为修订《民法·亲属编》,国民党立法院长胡汉民邀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餐叙,提出三问:是否保存姓氏?是否保存婚姻?是否保存家庭?

在今人看来,此三问实属“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当时人眼中,却是头等告急的问题。

蔡元培以为,应废除姓名,“用别称符号来代替”。他说:“在理想的新村里,不完婚好。由于在这新村内里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亦有两人同居之房间,有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包罗万象。两人要同居住之前,应先经医生之检查,并须登记。如是则未来生下男女可有标识了。”

李石曾从进化论角度,提出社会发展趋势是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小家庭到无家庭。

蒋梦麟以为:“五十年内完婚是必要的。”

吴稚晖以为,废除家庭,但保存姓和婚姻。

这个只在《动物农场》中才会出现的讨论,被胡汉民概括为:除吴稚晖外,大家说的都是“正经话”。幸亏,“正经话”未能酿成法律,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以窥激进思潮的演进。

在救亡图存的大配景下,家庭曾深深地被裹挟到革命中。百年易过,前人的空想毕竟实现了多少?又偏离了多少?为了这些空想,几代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齐备尽在这本《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向往》中。

从个体解放出发,却走向普遍主义

家与国的崩溃,是尺度的“近代化事件”。此前不论东西,家庭都是服从的训育所,父权都隐喻着君权,移孝作忠是通例。

以法国大革命对照中国近世之变,有非常近似的一面:在过于完密、僵化的控制下,只有通过污名化父亲、拆散天然的“父子情”,代以共同理想捏合起来的“兄弟情”,从而使变革获得足够多的社会资源。

清末康有为曾说:“凡有小界者,皆最妨害大界者也。”厥后李大钊也以为:“像如许的天下、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监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实在,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无力感——渴望变革,却无处下手。因此把国家、社会、家属、家庭都视为限定,想一体拆除,只留下“天下”和“我”。与之相对应,堆砌成两大神话: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齐备制度构想都围绕着此二者睁开。

康有为建构的漂亮新天下是:废除姓氏,以出生时的医院、房间号、出生时间来定名。

这在“五四活动”前后曾部分酿成究竟,一青年改名为“他你我”,一北大女生被问贵姓,立即回怼:“我是没有姓的!”还有一些学生给父亲去信,公布:“从某月某日起,我不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侪,是同等的。”

蔡元培建构的漂亮新天下是:孩子出生后,交国家抚养至7岁,然后国家负担教诲,直到24岁,今后国家安排工作,48岁后统一养老。

引人注意的是,个人主义本是家庭革命的基石,正是借口个体解放、个性自由,家庭革命才取得了正当性,可康有为、蔡元培设计的明天却都是极致的普遍主义,个体反而被遮蔽。

个人主义无法安慰人们的心灵

个体被遮蔽,缘故原由有很多,但与其崛起方式不无关联——提倡个人,只为突破僵局,一旦告竣目的,自然被清除在外。毕竟在我们的传统中,尚未形成一种可以充分包涵个人主义的文化。

个体崛起,由于在西学东渐、西力东渐外,还有一个西欲东渐。随着近代爱情观的舶来,传统价值中无法安放的情欲,终于得到应有尊重,实现了个人体验与道德实践之间的无缝链接。情欲与生俱来、大家皆有,将这个“随身的尺度”提拔起来,遂凸显出家庭、家属、社会等的约束,而此中的逆反心理,恰好可征用为变革的力量。

可概念先行,缺乏环境、制度的支撑,新概念很容易被使用。“爱情至上”风行后,最大获益者反而是军阀、巨商等,他们本是旧制度维护者,却用新观念来套利。而社会对女性缺乏足够掩护,“爱情”反而加剧了性别剥削。

是否可以仳离?是否可以纳妾?怎样处置处罚传统婚姻?怎样面临子女的反抗……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中,找不到通约的解决方案,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应对。可在博弈中,自身的人性恶被放大,人格处于分裂状态。

以吴虞为例,他曾被胡适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好汉”,他称父亲为“老魔”,与其对簿公堂,暮年却在日志中多次怒骂女儿们“不孝”。究竟证明,个人主义无法提供一个道德制高点,无法真正安慰那些靠本能到场革命的人们的心灵。

“五四”后,各种工读互助团风起云涌,知识青年以10—20人为单元,共同劳动、共同居住、按需分配,以“养成一样平常人‘嫉恶如仇’的心理,对于腐败社会、暗中家庭完全立于宣战地位”。

然而,这个“宣战组织”或因三角恋,或“弄得几文捐款,手头宽展些,便大家逍遥自在。比及钱没有了,又快快当当,想法募捐,对于工作,却全不在意”,或“床铺被褥,非常肮脏,垃圾满地”,纷纷崩溃。

显然,泯灭个体后,普遍主义又落入乌合之众的困局。

一步步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以惨败告终,却刺激起人们对普遍主义的信心。

陈独秀评论道:“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满是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风俗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所说的“三件事”,均无清晰界说,外延可无限扩展,足以表明齐备。显然,这此中包罗了一个低级的逻辑误区,可为什么陈独秀没看出来?由于他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理性是冰冷的,无法满足人的道德需求,而建构理性则以理性的名义,创造出一套道德体系。表面看,它尊重并捍卫真理,以为理性是人的标志,并通过理性,推导出一个“一定的明天”。

可问题是,人类拥有的只是“有限理性”,理性本身也在不停发展中。本日的真理,明天大概就是谬误,所谓“一定的明天”,只是大话。显然,建构理性是一种新迷信,通过神话理性,引诱人们为所欲为。建构理性的危险在于,它内部逻辑高度自洽,越失败,反而越能激起人们对它的信心。

实在,废除姓氏、婚姻、家庭,就能制止亡国灭种的惨剧?这真是走向当代化的必经之路?冷静分析,其论证过程异常粗糙,无非是:

第一,从直线逻辑看,似有关联,但社会无限复杂,岂是直线逻辑能概括的?

第二,实际有必要,但这种必要常常是各种概念塑造出来的。

第三,外国的先进经验。但很少有人追问,外国真是如此吗?

粗糙论证,加上“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险些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之类话术,遂形成“先行动,再论证”的惯性。

跑了百年,却跑丢了当初的目的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等都曾留洋,当然知道,当时欧洲正处在家庭观念极为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讲学期间,因谈到了社会主义,且和“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住在一起”,乃至被英国警方列入黑名单。更何况,启蒙主义大师卢梭、洛克等都称赞家庭,以为家庭是人类美德的根本。

为什么不引入这些主流的“西方先进经验”,却要引入家庭革命,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的“西方先进经验”呢?

显然,近当代史上所谓的“西方先进经验”,常常是了解不敷、想象的产物。以少数经验材料,通过建构理性,然后自行推导出一个“西方先进经验”来。这就把“学习”酿成了想象力游戏——在传统大家庭向欧式小家庭转化过程中,一旦遇到窘境,知识阶层不是去探寻国外的解决方案,而是留恋上更有想象力的方案:从欧式小家庭向俄式无家庭转化。

从激进到更激进,再到更更激进,这是一条不归路,回望百年,除了被污名化的父亲、被神话的爱情、被功利化的家庭,家庭革命不测地失去了当初的目的——人们既没因此获得天下,也没因此获得个人,倒是收获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好比在西方语境中,自由、同等之类本是政治词汇,在中国,反而成了习语。一个人会坦然抱怨在婚姻中没有自由、没有同等,旁人居然都能大概明确他在说什么,只是拥有无限的表明大概。

在本日,人们最常提及“家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当然不错,但这个家是家庭革命后的产物,是迩来100年才形成的。在无数次被取缔的风险后,家荣幸被保存了下来,也许是由于,我们终于意识到,在自我与天下之间,依然必要一个中介、一个传声筒、一片试验场。

本书精描了家庭革命的历程,展现出那些被遗忘的歧途与激情,它们看上去似乎已不太告急了,却深刻地塑造了当代生存。实在,这种塑造并非过去时,也是举行时。那么,我们是否仍会落入建构理性的误区?该怎样制止?引导读者更多去思索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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