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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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发布 发表于 2020-5-2 00:5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闻名影戏理论家、评论家岩崎昶曾说:“日本影戏史有一半是战争影戏史。”按照战争类型与发展阶段,日本战争影戏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叶以报道日俄战争战地实况的新闻记录片为主,《旅顺大海战》《九连城大激战》等记录片作为战时精力动员的文化本领,旨在向大众灌输军国主义头脑。第二次天下大战时期日本严禁拍摄具有社会批驳倾向的影片,出现了《军神乃木》《忠烈肉弹三勇士》等歌颂队伍胜利与军神好汉的“国策影戏”。日本败北后向民主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由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战后民主环境,出现了《人间的条件》《原子弹下的孤儿》《二十四只眼镜》等一系列反思战争罪过、展现人性挣扎的“反战影戏”,出现了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右翼守旧权势复活时期再次出现颂扬大和民族战斗精力的《军阀》《决斗冲绳岛》等“动荡的昭和史”系列和《啊!海军》《啊!江田岛》《啊!特殊攻击队》等“颂战影戏”系列。新世纪以来,战争影像呈现出在新汗青语境下的影象重构与多元消费,《永久的零》《吾为君亡》《男人们的大和号》等影戏中的战争汗青叙述出现了“苦情叙事”、“后影象叙事”、“反败北叙事”等新的变体,作育了二战影像从“受害者”到“受害者共同体”过渡的“影象之场”。

“后真相期间”日本媒介对战争影象的篡改

随着战争影象主体——战争亲历者的影象风化及相继离世,战争影象变得暗昧而多义,日本教科书教育上刻意淡化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犯汗青,大众媒介不绝制作新的“受害”汗青话语舆论,在教育与媒介的共同形塑下,日本新一代青年正逐渐阔别真相,走进一个媒介型构的“后真相期间”。介于此,人们对待个人和汗青变乱把情绪和感觉置于首位,情绪的影响力大于究竟本身,而将证据和真相置于次要地位。由于缺乏积极的舆论引导,当代日本社会不绝出现以人的情绪为导向、以“影像招魂”为主题的媒介文化,在战争影象的情绪迎合、偏见强化和情绪煽动等方面发挥了主观作用。

二战后,德国从纳粹统治走向民主政治的重建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其以反战为宗旨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德国教科书也将对纳粹的反抗、对宣传洗脑政策的否定提升到民族认知、民德改良的新高度。德国在外来力气的干预下实质性地改革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以“悔罪”方式负担起发动战争、屠杀犹太人等汗青责任,努力“清洗”民族史上的罪行浑浊,正视发动战争产生的创伤与“二次创伤”,重新树立起强调制宪和自由同等人权的新德国形象。近年来德国的二战影戏如《帝国的毁灭》、《希特勒的男孩》、《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中多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作为影戏主题,其媒介再确认功能以“战争加害者”视角为主。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期间的日本二战影戏

《归国》海报

但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在影像上就形成了与德国不一样的视角与主题,其二战影戏每每掩盖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犯活动和“加害者意识”,较少提及战争中日本对他国的侵犯、屠杀与制造的惨案。例如,二战影戏《尊严》《归国》《我们的战争》以“英灵”还魂转世的剧情操作人心,仅凸显此中参战的日本武士,被卷入战争的布衣个体在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太平洋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影象。这种非伦理化的叙事方式、悲壮哀怜的唯美化艺术倾向可称之为“物哀”或“哀感”叙事。然而,这些不过是对日本国民和民族精力具有伪饰性色彩的美化与圣化,以细腻温情的“和式”物哀美学,传递战争中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情怀,到处彰显日本人所谓坚固不拔、为国牺牲的“人性光辉”,凸显战争受害者的冤屈视角,呼吁对“和平”的珍惜,掩盖日本人所犯下的残酷罪行。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日本战争形塑出一个个典范的日本二战“受害者”形象。随着“后真相期间”媒介影象操控了公众的生理和情绪转向,二战影戏已经成为一种“充满争议的影象”,成为20世纪初至本日本最重要的团体影象之一,对真实汗青影象的誊写构成严厉挑战。

“受害共同体”的汗青影像形塑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影象》中曾提到,大众媒介是影象被汗青、文化、政治形塑和建构的重要场所和本领。二战后,战争影戏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工具,在日本履历了“宣战”、“反思”、“消费”三个阶段。当战争被消费为一种共同的苦难时,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大和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舍身赴死,成为彼此相互联结的同等意象,并最终形成日本大众对“受害共同体”的认同。但由于这种情绪共同体主导呈现出对汗青“非忏悔化”的认知模式,“战争责任由谁来负担”等题目至今含混不清,从而导致日本民族很难实现与东亚其他民族的有效息争。加上日本二战影戏通过重新解构将影像置换为“个体影象”,以个人的影象之名规避团体影象的厚重,淡化和掩藏自身对亚洲各国殖民侵犯行径的反省。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由于履历了太长时间而忘记了战争,而是由于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的闭上了眼睛。”在战争汗青真相面前,个体选择性影象和忘记的目的就是要剥离与罪过的关系,实现后代继承汗青影象的“无辜化”与“明净化”。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期间的日本二战影戏

《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海报

汗青影象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是可以被选择的。日本不绝用“汗青的橡皮擦”消除自己对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加害者影象”,选择了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作为自身“受害者影象”的有效证据。即便是伪汗青影象的表达装置,二战影像已然成为近代日本汗青的一面“内视镜”,是日本在新的战争史观下对二战追思怀旧悲情开释的呈现。虽然汗青上的战争逐渐阔别生存,但媒介影象中的“战争”从未停止,并有“再生产”的加速之势。随着日本右翼权势的鼓起,部分顽固分子认为日本当下年轻人贪图享受,讨厌战争,对汗青惘闻掉臂,因此要培养他们不怕牺牲的民族精力,通过影像为军国主义“招魂”和“慰灵”。例如,二战题材影戏《永久的零》《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不绝炮制颂扬大和战舰“军威”、招魂发愤的“海战”和“零战”叙事,以丰富多元“美化汗青”的影像伪史,将日本是战争“加害者”的汗青本相篡改为战争“受害者”。纵然银幕上体现的是反战的内容,也每每闪灼其辞、含混不清。“大概对敌国环境不愿着墨,对敌人形貌模棱两可,通过各种温情誊写,暗昧化处置处罚日本的战争罪行,竭尽粉饰假象、自我欺瞒之能事。”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期间的日本二战影戏

《永久的零》海报

虽然当下不同政治态度的群体在回望、誊写日本的二战史中充满分歧与对立,但在“原爆”(原子弹爆炸的简称)题目上达成了共识:即用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在国际舆论场“清洗”日本的战争罪孽。在二战影象逐渐暗昧和改写的过程中,日本通过“原爆”素材(包括史料档案、原爆文学、艺术展览与影像流传)获得了“二战受害者”的国际道德权利,可以去“审判”他国,用“受害者”(是天下上第一个且是迄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道德神话,结成与其他二战“受害共同体”的情绪同盟。近年来“原爆”题材影戏不绝翻新,如《我的广岛父亲》《我的长崎母亲》《爆心》以家属情绪代际,传承“原爆”的身体创伤、生理创伤和文化创伤,成为日本当代“受害共同体”形象最为显著的标的,形塑进而颠覆“隔代”特殊是青年新生代的汗青影象,误导没有履历过战争的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当汗青活动被悲悼情绪左右,在现实的陈设、解说、推广、宣传上“悲情化”“美学化”之后,进而将侵犯战争“人性化”“正当化”,其指向性谬误影响甚远。作为影像选取的素材,汗青不应该被断层“收罗”,无因无脉,成为“不言败北”的汗青孤镜,最终形成一种固化的、可继承的“影像伪史”被继承下来。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期间的日本二战影戏

《男人的大和号》海报

“影像伪史”媒介影象延续的危害

伴随战争亲历者的离世以及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日本青年亚文化环境让认知群体的头脑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年轻一代受众未曾履历过战时价值观和头脑束缚,年事条理越低,对战争的当事者意识就越淡薄;公共教育也几乎没有提供关于战争真实详尽的内容,因此,他们对战争的认知逐渐暗昧,其二战影象呈现出忘却、改写、空洞化和格式化倾向,认知路径也逐渐被全新的媒介流传方式与天下互联的渠道替代,易于认同“影像伪史”的所见即所得。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四分之三的生齿多数是战后出生,被称为“不知战争的一代”。他们的“战争影象”也不再是传统的家属、地域和修养的延续,而是继承、认同互联网多元媒介所形塑的影象与价值理念。学者胡澎指出,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汗青教科书、博物馆、影像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影象与战争史实有着较大出入”。当摆脱了战后阴影、继承“后影象”的新一代个体重新认识战争,并把从影像中继承的“战争影象”继续演绎下去,“人们将影象的社会责任留在影象场域上,如怀念馆、怀念碑或是其他物件,于是他们就可以忘记,继续过着轻松好过的生存?”这个题目值得深思。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期间的日本二战影戏

《吾为君亡》海报

日本战争影戏《吾为君亡》的编剧是曾继承过东京都知事的右翼激进分子石原慎太郎。他曾指出:“日本年轻人应当学习‘神风特攻队’精力。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太会享受,受和平毒害又深。日本的年轻人有须要看清青春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此为右翼歌掌的态度与声音是一种被影象掩盖下的汗青虚无主义的演绎,军国主义在文化产物里变异、发酵、生长。通过影戏影像对“战争景观”进行主观性再现,以日本当红明星扮演的“战争国家好汉”和催人泪下的剧情设计,将战争美化、浪漫化,形塑为没有“战争元履历”的“想象的共同体”,甚至出现战争的娱乐化、极端化与虚无论倾向,亟需在影像流传层面关注将来趋向与年轻群体的认知。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代际延续的影象流变与重构,仍尚存的战争亲历者口述影象的抢救式记录意义颇大。战后在日本民间出现了诸多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市民运动,近千名各地和昭雪战人士参与此中,如“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日本全国保险医师联合会”、“京都府保险医师联合会”、“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请求支援会”、“入骨究明会”、“原日本军突袭重庆受害环境调查团”、“南京变乱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结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七三一队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和“七三一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以及支持中国战时被强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换会”。这些群体对制约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抵抗日本右翼权势倒行逆施,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后,我们可以通过采访口述的方式保存战争亲历者的声像资料,在摄像机前留下真实声音,以真实姓名出场,对战争进行抢救性地全面化采访记录;分类整理中日收集、记录的有关战争亲历者的传记资料、口述资料和回忆资料等,建立二战影像资料库,创建完善的战争网络数据库,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有关日本战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当“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能正视汗青史实,才是当本日下和平与发展最为亟需的。

可以看出,当代日本二战影戏所构建的汗青影象总体上方向于塑造所谓的“大和民族魂”,缺乏对其作为战争加害者罪行的反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以大和民族为主的战争叙事模式,对内掩藏了冲绳、北海道等边缘少数族群的战争创伤影象,对外淡化或抹杀了其对于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太平洋诸岛所施加的暴力行径。只有当日本走出对二战汗青的“遮羞性叙事”,进入东亚和天下的反战“自省性叙事”的结构中。才有可能更好地建立日本在东亚地区和国际社会上的精良形象,创建东亚国家息争的影象基石,有利于维护东亚和天下更为长期的和平发展。

(本文首刊于《天下汗青》2019年第6期,作者对原文做了删改。汹涌新闻经授权发布,解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68076967674679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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